西汉文景时期珍贵文物：江陵凤凰山汉简鉴赏揭秘

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简牍出土并不多，除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医书简和遣册外，最重要的一批就是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简牍。

江陵凤凰山汉简并不是一个墓里出土的简，而是一个墓群里出土的所有简的总称。1973年至1975年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凤凰山共发掘了12座汉墓，其中1973年发掘的第8、9、10号墓中出土了简牍约343枚，1975年发掘的167、168号墓中出土了141枚。

这5个墓葬中出土的简牍保存情况好坏不一，其中8号墓中出土的竹简175枚，残损得很严重，其内容大致是遣策，也就是下葬的衣物、奴婢俑和食器之类的随葬品清单。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文帝至武帝时期，竹简的文字书写比较率意，运笔张弛有致，点画粗细富有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墓内还出土了一方石砚和一块研墨石。这是现在所知出土时代较早的石砚和研墨石之一，在中国文房的研究中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9号墓出土竹简80枚，字迹也很模糊，已很难释读，但其中有3块木牍保存尚比较完整，都是长16.5cm，宽3.8—4.9cm不等，其中一块上记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的纪年（图1），内容是一般的行政文书，但书写上比较自由舒展，如其中的“守”“受”“中”“长”等字，特别强调其长垂的笔致，而“上”“之”等字的横画则使用了分书中最有代表性的波挑笔画，这是目前所见可以将公认的八分技法的发生追溯到西汉早期的最有说服力的资料，在隶书书体的演变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10号墓出土竹简170枚，它们与木尺、木骰、石砚等出土时装在一个竹笥之中，这也是现在所知出土竹简盛放在竹笥中的唯一例子，特别值得注意。竹简长23cm，宽0.7cm左右，内容都是田租收入、账簿和买卖契约之类的文书，其中有一枚简上有“四年后九月辛亥”的记载，据考证，这是汉景帝四年，由此可知该墓大致的下葬时间。除了竹简之外，特别重要的是该墓还出土了6块木牍，牍长都是23cm左右，牍宽则4.6—5.8cm不等，所记内容都很重要，其中1、2号木牍（图2）记的是合股作商贩的契约，是两块至今还在讨论的著名简牍，而5号木牍则是记载“市阳”和“郑里”两处从二月到六月的收入与付出账，这些都是研究汉文帝末年至景帝初年江陵地区的土地占有、租赋徭役等方面很重要的经济史料。

而其书体风格则大致兼有古隶和类似于章草的特点，如1、2号木牍的书体笔画富有粗细变化，其粗重的捺笔更有明显的古隶遗风，而5号木牍（图3）则比较整饬，其横画带有很明显的钉头鼠尾、重入轻出的运笔特征。

167号墓出土竹简74枚，简长23cm，宽1—1.5cm，内容为遣策，保存较好，字迹比较清楚，以古隶书写，捺笔写得颇为粗重，运笔流畅而富有变化，其书体风格与上列1、2号木牍比较相近。此外，墓中还出土了一支长24.9cm的毛笔和纺织品、缝衣针等物件，据此可推证该墓主人应是女性，其墓葬年代大致在文帝至景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

168号墓虽只出土竹简66枚，但其中一枚竹牍的形制与内容非常特别，竹牍长23.2cm，宽4.1—4.4cm，抄写文字的竹黄一面被削成了有层次的5个平面（图4），类似于木觚的制作，其文字抄写在4个平面上，形成一种很罕见的竹牍形态，其内容是“告地策”，也就是我们在高台木牍中介绍过的所谓“赴黄泉的护照”。简牍的书体也是古隶，虽也有长垂下拉的笔画，如“等”“绮”等字，但其点画的线条都比较肥厚，显得厚重而古雅。

此墓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还有一具保存完好的男性鲜尸，他是比马王堆女尸还要早（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人体标本。他的舌下还含有一枚1.8cm见方的玉印，印文为“遂”，即“告地策”中“市阳五大夫遂”，也就是墓主人的名字。此外，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竹制的天平衡杆，长29.2cm，宽1cm，分三面各书一行文字，共42字，其书体虽说也是古隶，但多带有篆意，与同墓其他简牍的古隶书风相比，又另有一种别致的书法趣味。

（文/陈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