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墨迹与敦煌书法

【上尊号碑】

曹魏之时,三国鼎立,儒、道、佛三教并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文风亦尚通脱、清峻。魏初诸刻书法,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就书风而言,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上尊号碑》的书法,以”方整峻丽”著称于世.传为梁鹄或钟繇书,皆不可靠.明赵崡谓:”此碑或曰梁鹄书,或曰钟繇书,未有的据.然隶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钟鼎间物也.”

此碑书风与书法作品《受禅表》极相似,惟字形稍方,一如《受禅表》所述,同为开启魏晋书风的先导,涅润后世,至深且远.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曹操曾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存世者极少.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之事,实际是曹丕玩弄的一个政治手腕,他随后即正式禅位称帝。此碑一向与另一魏初丰碑《受禅表》并称.二碑均在河南许昌南三十里曹魏故城之古城村汉献帝庙中,皆南向,一东一西,巍然相峙.依事理推之,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受禅》既立于黄初元年,则此碑之立当不会太晚或与《受禅》立于同时.

《上尊号碑》书风严整庄重，体势雄强奇伟，劲健沉稳。也称《劝进碑》。考为黄初元年立。隶书。额阳文篆书“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在河南临颖繁城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是三国魏时著名碑刻，也是汉末官制文字的隶书代表作。虽此碑书风整齐划一，然它却于匀整平稳之中体现了书写技巧的灵动之美，并能体现自身的个性与特色，这足以说明此碑非一般书者所书，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书法家所书。

三国魏书法欣赏：【孔羡碑】 平实之中矫捷之致

【孔羡碑】

书法结字方正宽绰,骨力健劲,气势瑰伟,用笔方齐质拙,茂密雄强,如斩钉截铁,开六朝分楷先河。近世著名书画家杨钧,于汉魏诸碑独喜《孔羡》,可谓推崇备至。其跋临本《孔羡》云:”学两汉书,有四要义:一曰沉着,二日平稳,三曰开展,四曰铺毫。四者俱备,《孔羡》一石而已。”文后有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正书题云:”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十字。此碑为魏初著名碑刻之一,与《大飨群臣碑》、《上尊号碑》、《受禅表》并称。

碑文记魏文帝曹丕称帝后之黄初元年,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并命扩修旧庙,设吏卒以守卫之事。其结体严整而不板滞,书风淳古而高远,气势凌厉而磅礴,与汉末以方笔取胜的书法作品《鲜于璜碑》、《张迁碑》等一脉相承。杨守敬《平碑记》云:”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惟北齐少似之者。”可以窥见此碑对北朝方严灵秀的楷书的形成和发展,是有渊源关系的。

《孔羡碑》用笔以方为主，融以圆笔，结体端庄，疏密得适，具有一种雄强坚实的气势，为魏隶中不朽之作。书风古质遒劲，雄稳沉着。《孔羡碑》黄初元年即220年立。隶书。额篆书6字“鲁孔子庙之碑”。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

【泰山经石峪】 藏筋抱骨 笔笔浑穆

【泰山经石峪】

泰山经石峪书法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据民国初拓本计,存九百六十余字.通篇文字气势磅礴,其优游自如从容不迫之仪态,若具仙姿;其用笔圆润可人,包融篆隶而妙化为楷,结构舒博壮健,颇含浑穆宽阔之趣。刻于山东泰山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字径50厘米,字数逾千。是现存摩崖石刻中规模空前的巨制.清杨守敬曰: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

【泰山经石峪】

书法作品《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用笔以圆为主，藏筋抱骨中笔笔浑穆。书时随势而运，无拘无束，任纵生发，目睹其夸张笔势。六朝摩崖刻经。无年月，隶书。现存山东泰安泰山。书风气势恢弘，气格天成，为一代大字之鼻祖。

【泰山经石峪】截图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摩崖刻石,刻于山东泰安泰山石经峪花岗岩溪床.字大径尺,书体奉雄浑,以隶为主,间有篆、楷、行草意。用笔安详从容,风神澹泊雍荣大度,结体奇特斜倚相生,充满个性.被尊”大字鼻祖”和”榜书之宗”。

魏晋敦煌写经书法欣赏：【龟山玄录】

【龟山玄录】临习

书法虽属楷书，但用笔与结体具有浓郁的隶意。这种隶意与楷法用笔、结体融合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如果将这种“隶意”与魏晋时期的钟、王楷书相较，则又有明显的不同。《龟山玄录》所表现的隶意，是一种成熟楷法对某些隶书笔意的合理借鉴与糅合。如横画的波势平出，撇、捺的弱化处理，点画取侧卧之势等，古朴简约之外，别具几分清新之气。

在书法书写风格上，《龟山玄录》追求平淡、冲和、简远的审美理念；取法崇尚萧散、俊迈之气，甚至包括用笔、结体上的隶意。《龟山玄录》中锋行笔，内外取势，笔方势圆。落笔成点，起伏成形，点画之间偶有牵丝，顾盼生姿，一应自然。

魏晋敦煌写经《龟山玄录》书写快捷、妍美，通篇笔力沉雄，墨气酣畅；字形方而不滞，用笔灵动而不轻滑；端庄之中透出疏朗俊秀之致。作为实用性书写，笔法精到，点画到位，远离匠气，具有较高的文史、书法价值。

晋楼兰残纸：【五月二日帖】 书法演变的实证

【五月二日帖】

楼兰残纸文字书法体态多变，笔法富有变化，除了比较规整的带楷意的隶书、带隶意的楷书、流动的新隶书、干练朴厚的章草及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草书外，尚有不少书体风格介于两者之间。在字形构造方面与新隶体相近，书体已渐脱章草形构，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令人大开眼界。

碑碣刻石是用于歌功颂德、流芳百世的，书丹者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其书写状态自然是认真虔诚的。楼兰残纸包括书信、公文、簿籍、札记等，虽然这些墨迹都是当时极为平常的文书，但书法流露出的那份率真却是后人所梦寐以求的。当我们面对这种自由放松的书写时却为之震撼，那稚拙的书迹似乎在倾诉发生在遥远年代扑朔迷离的故事。楼兰残纸中的文书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录，书写中没有功利成分掺杂其间，完全是一种自由放松的笔墨倾吐。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楼兰残纸中的《五月二日帖》与王羲之《孔侍中帖》的字体如同出自一人之手。如果将其放在王羲之的摹本中，或许有人会误为是书圣所为。启功先生尝谓：“见此楼兰真迹，始知右军面目在纸上而不在木上。”楼兰残纸为研究书法的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今所见陆机《平复帖》与楼兰残纸书体极为相近，他们之间虽然所处的地域不同，书写者的身份也不同，但两者之间的点画、线条、使转、笔趣、墨味等流露出的时代气息极其相近。只是《平复帖》更规整、文气罢了。

楼兰残纸的出土，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它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找到了书体演变的实证，也为我们提供了品赏世界上最早用纸所书写的生动自然、丰富多彩文书的机会。楼兰遗址出土的墨书残纸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是西晋时期的遗物，书体除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是研究晋人书法的宝贵资料，使我们今天得窥晋人的真实用笔。

魏晋十六国书法真实用笔：【楼兰文书残纸】

【楼兰文书残纸】

楼兰文书残纸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

楼兰遗址发现的这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

【爨龙颜碑】 雄强茂美 俯仰揖让 姿态奇逸

【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书法特点是雄强茂美，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象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爨龙颜碑》笔画的圆润刚强，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划均极为厚重。

《爨龙颜碑》为长方形，额半圆形。同“爨宝子碑”相比，称其为“大爨”是名副其实的。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洞，左右是日、月浮雕，日中有竣鸟，月中有蟾蜍。碑阳正书24行一共904字。碑阴是题名，分上、中、下三段，共313字，均为正书。碑文叙述的是爨氏家族的渊源，追述死者祖孙三代的仕历，表明当时爨氏势力的格外强大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在云南陆良彩色沙林西面约二三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耸立着一块古碑，这就是全国著名的“二爨”之一的《爨龙颜碑》。它的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此碑是“二爨”中的大爨。 碑立于南朝刘宋二年(458)，是爨龙颜死后12年所立，比“小爨”晚53年，到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碑文为爨道庆所作。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推其为“神品第一”、“古今楷法第一”，称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为保护此碑而写的“跋”中说：“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真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纵观全碑书法笔力道劲，像刀斧击凿而成，是研究我国书法由隶转楷的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文献。

据考证，爨龙颜活了61岁，比起爨宝子，他是很长寿的。正因为这样，碑身形制高大，碑文内容较为丰富，为研究统治南中数百年的爨氏大姓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而其碑文的字里行间，也非常自豪地从侧面证实了爨氏的强盛，折射出滇东这块沃土昔日的繁荣。

【高崧墓志】 书法俊秀 楷意浓厚 刻工精湛

【高崧墓志】

高崧墓志刻工精湛，书法欣赏特点是书法俊秀，不少字体楷意浓厚，堪称罕见的东晋铭刻类书法佳作。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日前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 ” 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 ” 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日前,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有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重新引发了 60 年代就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辩的话题.这两方楷书实证资料,纠正了过去 ” 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 ” 的说法,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同时因高崧与享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的《兰亭序》作者王羲之生活于同一时代，属于同一阶层，他的墓志书法无疑将为传世《兰亭序》摹本真伪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早先出土的众多东晋墓志相比，其书法隽秀，匠气相对较少，显示出了更高的书法技巧。 墓主高崧， 字茂琰，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为东晋名臣，曾任侍中等显职，职权颇重。《晋书》及《世说新语》 皆有传载。这两方墓志书法为“楷变书”。

在与高崧同时代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被誉为 ” 天下第一行书 ” 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因而,《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最令人关注。 首次对王羲之《兰亭序》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他根据当时 60 年代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志均为隶书字体这一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族亲,可见,《兰亭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为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但这一观点引起了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高崧家族墓和象山王氏家族墓被评为一九九八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爨宝子碑】 方笔为主 端重古朴 拙中有巧

爨宝子碑-书法欣赏

《爨宝子碑》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书法欣赏方面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

爨氏作为南中大姓、豪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大姓叛乱后，“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就有“建宁爨习”，官至领军；诸葛亮又“移南中劲卒”，充实蜀汉军队，“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至南北朝，爨氏已称雄南中。1971年陆良县曾出土石刻一方，上书“泰（太）和五年岁在亲（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龙骧之墓”。“龙骧”是晋将军名，地位略低于三公，晋南北朝在南中的统治者，多加封“龙骧”。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当的。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李根源说该碑“下毛钢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康有为称其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古气盎然。乾隆戊戌（公元1778年）出土于曲靖县城南。咸丰二年(1852)移置曲靖城内，现在存于曲靖一中爨园内爨碑亭。碑左下方刻有咸丰二年七月曲靖知府邓尔恒的跋，记录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 碑首为半椭圆，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7—30字；碑下端列职官题名13行，每行4字。全碑共400字。除题名末行最下一个字残缺外，其余均基本上完整清晰可见。

大亨是晋安帝壬寅年（公元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已（公元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的更迭，故仍沿用。 滇人袁嘉谷曾为碑亭撰书一联“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这里的“三百”、“二千”，是为了语言对仗，取其约数。实际上立碑至现在，已有将近1600年历史，碑文共有388字。

【王建之墓志】 隶楷之间 隶书篆意

【王建之墓志】

《王建之墓志》书法欣赏特点是书体介于隶楷之间，横画虽有波挑，但波挑收敛，体势明显具有一定楷书的特点。其中有的字隶意浓厚，与汉隶十分相近。

《王建之墓志》为隶书体带篆意.据考古专家介绍:象山乃东晋初年尚书仆射王彬家族墓地.王彬为王羲之的叔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京象山王彬家族墓地先后发掘7座墓葬,其中在7号墓葬发现王羲之的堂兄弟王兴之墓志引发了著名书法家高二适与我国文史学界权威郭沫若影响全国的”兰亭论辩”,论辩的焦点之一是东晋时期是否已有楷书:王仚之、王建之墓志的出土对深入研究探索六朝书法及中国书法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王建之与妻刘媚之墓志等,书体在隶楷之间,既有隶书朴厚飞扬的特点,又具楷书方整肃穆的意态,被称为隶楷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

象山乃东晋初年尚书仆射王彬家族墓所在地。王彬为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叔父。可知建之为王彬的孙子，袭封都亭侯。《王建之墓志》是六朝墓志书法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又有个别字具有明显仿古的篆书遗意，极富有装饰性，实属罕见，为《兰亭序》书法真伪的辩论提供了新佐证，对继续深入探讨六朝书法及中国书法的演变有重要意义。

所谓以隶书为体,是指其主体属性仍是隶书,而以楷法为用,是说其中或少量笔法已经楷化,或部分结构已经楷化,或章法已变为楷书的章法.二者合起来判断,隶重于楷,故称为隶楷一,反之,则为楷隶。东晋墓志风气远胜于同期碑刻.受汉以来传统葬俗的影响,东晋时期的墓志绝大多数使用旧体和正体,以示庄重。因东晋墓志受到当时书体由隶至楷大变革的影响,纯粹的隶书实已鲜见,而多表现出隶楷二体的交叉.由于很难用二书体交叉的比例来量化分析某一墓志的成份,所以我们将其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隶书为体、以楷书为用者.另一类是以楷书力体、以隶法为用者。

【王丹虎墓志】 用笔方折 凝重笔画 如斩钉截铁

王丹虎墓志-书法欣赏

全文 ：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琅邪临沂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日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白石，在彬之墓右。王丹虎为王彬长女。

《王丹虎墓志》用笔方折凝重，笔画如斩钉截铁，仍然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东晋《王丹虎墓志》，1965年出土于江苏南京象山王彬的家族墓地 ，志为东晋升平三年(公元359年)刻，砖志，无盖。

东晋隶书 ：【谢鲲墓志】 莅政清肃 百姓爱之

【谢鲲墓志】

谢鲲，鲲字变从角作，乃讹字，鳏字亦有从角作者。谢鲲，鲲字变从角作，乃讹字，鳏字亦有从角作者。碑刻中这样偏旁讹误字多见，如竹头变作草头，示旁变作禾旁，双人旁与单人旁互易，日字旁与目字旁互易，等等，举不胜举。谢鲲是东晋初年的名士。《晋书》卷四十九《谢鲲传》云：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

《谢鲲墓志》横腰被推土机挖去数字。立于东晋泰宁元年（323）十一月。质地为花岗石。志文共四行，行十七字，末行少一字，共六十七字。 碑刻中这样偏旁讹误字多见，如竹头变作草头，示旁变作禾旁，双人旁与单人旁互易，日字旁与目字旁互易，等等，举不胜举。谢鲲是东晋初年的名士。《晋书》卷四十九《谢鲲传》云：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

　　《谢鲲墓志》，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文凡四行，横腰被推土机挖去数字，但大抵可以意补。其文如下：“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

【王兴之夫妇墓志】 朴实谨严 用笔多方 结体奇拙

王兴之夫妇墓志-书法欣赏

《王兴之夫妇墓志》朴实谨严，方整遒劲，它与同期出土的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为东晋书法增添了新的品种。

墓志上的字体是带隶意的楷书，与南朝的《爨宝子》相似，用笔多方，结体奇拙。因为墓主王兴之是王羲之的叔伯兄弟，又是同时代人（墓石刻于晋成帝咸康七年，公元三四一年），故郭沫若先生据此在一九六五年第六期《文物》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同意清李文田“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的观点，一时风起，唱和者甚多。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郊区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

一九七七年安徽亳县出土三百七十四块刻字的曹操宗室墓砖，年代为东汉延熹七年（一六四）——灵帝建宁三年（一七O），字体有百分之七十五是楷行书。可见早在王羲之写《兰亭序》前二百年的东汉时代，民间已经使用楷行书了。因此，二百年后的东晋王羲之是有可能写出如《兰亭序》之类的书法作品的；这一点也可在楼兰简牍文书及居延木简中得到证明。时南京学者高二适先生针锋相对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从而展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书法大论战。学术问题，本当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但当时的政治空气，却把这一学术界的争论上纲为“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多，这一问题也渐趋明朗。

《王兴之夫妇墓志》上的字体属于“铭石书”，与《兰亭序》之类的“行狎书”大不相同，就象历代写墓碑多用楷、隶书那样，规整严肃表示了对故者的虔诚，因此是很少用行、草书来写墓碑的。

【中岳嵩高灵庙碑】 风格雄强 体兼隶楷 笔互方圆

【中岳嵩高灵庙碑】

《中岳嵩高灵庙碑》在魏碑书法欣赏方面属於风格雄强一类。其书虽云楷体，但结体、用笔仍处於隶、楷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康有为评此碑书法为：体兼隶楷，笔互方圆。并称碑阳书法奇古，碑阴书法峻整，给以极高的评价。

《中岳嵩高灵庙碑》，寇谦之撰，北魏刻。 此本首行“太极剖判”未损，第11行至18行较清初拓本多5至11字，为存世最旧拓本。 此碑为北魏太安二年（456年）立，正书，碑阳23行，行50字，碑阴7列，上2列字较大，计22行，下5列16行，字较小，各列碑文内容为寇谦之修祀中岳庙併宣扬道教。

像许多艺术作品一样，过于齐整、过于雕琢则会失去自然和天趣。此碑的魅人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发展之中，许多地方还不“成熟”，因而具有许多后期“成熟”的碑刻所没有的拙朴的天趣。此碑与《大代华岳庙碑》文字大致相同。《中岳嵩高灵庙碑》虽放纵，但风格极高浑雄大，笔力沉静，具有一种森严之妙趣。此碑与《大代华岳庙碑》文字大致相同，仅将中间有关嵩华词句，互相掉换。传为寇谦之书。寇为昌平人，著名道学家，活动于嵩、华间。 一说太延年间(435～440)立。 康有为十分欣赏此碑，将其碑阴列为“神品”，说《爨龙颜》与《灵庙碑阴》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实承中郎之正统”。又说：奇古莫如寇谦之。

【郑文公碑】 集刚劲姿媚于一身 结体宽博 气魄雄伟

【郑文公碑】

《郑文公碑》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正取势，或以侧得妍，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

　　《郑文公碑》传无宋拓本。乾隆年间，桂馥寻踪访碑，始有拓本传世，今选用初拓本影印出版，公诸同好，或可裨益于志于楷法者深造而登堂奥之妙。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但是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却是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特别是北朝之书，以魏为最盛。当时人重以好文，喜润色金石，故刻碑之风蔚然。于是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摩崖等竞相争艳，各种风格、面目的楷书书体在这隶楷错变的蜕化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千岩竞秀、百卉争妍的局面。近一百余年来随着碑碣墓志的大量出土，随着金石考据的日益重视，随着包世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提倡，随着一大批书法家的躬身实践，继帖学之后研究碑学之风至今犹盛不衰，北魏书法逐渐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在多如丽天繁星的北碑之中，《郑文公碑》是一颗最耀人眼目的明星。

近代著名书家沈尹默先生则谓：“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束，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沉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可见《郑文公碑》在北魏书法中的重要地位。《郑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东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二十行，每行五十字；下碑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之阴，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上下碑的内容基本相同。《郑文公碑》传为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他为了传述其父郑羲的功德而于魏永平四年（511）刻于摩崖之上。下碑有“荥阳郑文公之碑”碑额七字。

【元简墓志】 结体宽博 疏朗平正中不乏险峻

【元简墓志】

北魏墓志书法欣赏的风格有数种，《元简墓志》、《元羽墓志》等为一体势,结体稍斜,用笔工整秀丽,点画俯仰,已纯属成熟的楷法。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为多样.志石因体积较小,石质精细,书写便利,可以发挥书法的用笔特色,而镌刻细腻能表达笔画之变化,由于长期埋在墓中,很少损伤,是研究古代书法的重要资料。

《元简墓志》用笔以方折为主,下笔干净利落,同时兼用圆笔,以丰富笔画内涵,结体宽博疏朗,平正中不乏险峻之势,点画之问避让巧妙,富有动感。该墓志以圆笔为主,行笔自然灵动,饶有隶书遗意,结体端正紧密,风格秀丽典雅.。《元简墓志》,太和二十三年(四九九年)立,为残石.一九二六年在河南洛阳高沟村出土,曾为三原于右任所藏,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元简墓志》书法简静，雄强朴茂。意态上气度昂扬，力显阳刚之美，是北魏墓誌中极具风貌的书法作品。 誌石呈长方形，高73厘米，残宽33厘米，誌文正书8行，行18字，誌石右端残缺。元简(460一499)，字叔亮，河南洛阳人，太和年间被封為齐郡王，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葬於河南洛阳。妻常氏，燕郡公常喜之女。

【元显儁墓志】 兼有帖学飞动妍丽和碑学茂密豪宕

【元显儁墓志】

《元显儁墓志》是北魏墓志书法中的精品。该志书法欣赏的特点用笔中侧锋兼用、方圆皆备、爽洁峻利、秀润严整。结体大体呈左低右高之势，精紧茂密、秀逸多姿，极富韵致。在众多的墓志显得丰姿特秀、独具风神。但因用笔结字多以侧媚取势，稍有“左秀右枯”之感。兼有帖学书法的飞动妍丽和碑学的茂密豪宕。

墓志刻于延昌二年（513）二月。现在珍藏在南京博物院。该墓志琢刻精致，形制特殊，加之志文辞彩华丽，书法精绝，所以甫一出土，就极受金石学者和书法家们的珍视。 墓主元显儁，河南洛阳人。他是“景穆皇帝之曾孙，镇北将军、冀州刺史、城阳怀王之季子。直到现在，临习和取法此墓志的书家也相当多。

志盖和志文上下相合，正好为一个生动、完整的石龟，而且龟的首尾、四足毕具。把墓志制成象征长寿的龟形，祈求墓主在九泉之下得其永年。这一形制，在北魏墓志中为仅见，后世也极少出现。上面为志盖，用阴线刻满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龟甲纹样，龟甲中央阴刻正书“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个字。下面镌刻着正书志文，计十九行，行二十一字，共三百五十七字。

【元苌墓志】 韵高律严 风格遒丽 华滋端庄 丰腴

元苌墓志-书法欣赏

《元苌墓志》风格遒丽华滋，端庄丰腴；结体茂密严谨，因字成形，重心沉稳，以横取势；用笔方圆兼备，线形明朗，起收有度，转折兼用。

河南济源市发现北魏元苌墓志一方,志文共664字.元苌是北魏王朝的重要人物,《魏书》有传.志文记录了他”历奉五帝”、”内任腹心,外蕃维杆”的生平事迹,是研究北魏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魏书.元苌传记:元苌北魏宣武帝时(500–515)为雍州剌史,此碑当系这一时期所立.《金石萃编》则认为在孝庄帝时(528—529)立.额刻阳文篆书”魏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剌史松滋公河南元苌振兴温泉之颂”,故此碑又称《松滋公元苌温泉颂》。唐时号称玻璃碑,碑为璃首。它是华清池最早的实物资料,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为全国禁拓名碑。

北魏《元苌墓志》,全称《魏故侍中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松滋成公元君墓志铭》。石高、宽各80厘米,二十六行,满行二十六字,共六百六十四字.此志书法隽雅庄重,用笔方圆兼备,起收有度,结体茂密严谨,落落大方,颇具庙堂之气.刀法尤细腻精妙,加之出土不久,保存完好,文字刀口清晰如新发于硎，有利于我们在临习中“透过刀法看笔法”，作纸上书写的笔法还原。.2002年出土于河南省济源市.现藏河南省博物院。韵高律严，形端神奕，落落大方，颇具庙堂之气。

《元苌墓志》刻于北魏熙平二年，其书风与同一时期的“邙山体”风格相一致，显不出尚雅重法的总体趋势。这种主流书风在北方有着广泛的影响，明显地走向了雅化，与平城时期的北魏楷书相比，由质变文，由朴变精，由拙变巧，由俗变雅，走向了高度成熟。

北魏皇室墓志的最大特点便是书体已是成熟的楷书，形体为斜画紧结；风格隽雅典丽，遒健庄重；笔法成熟，韵味涵泳；文体规范，书刻皆精，代表了当时主流书风的审美取向，为后来楷书的走向奠定了基础。《元苌墓志》，即属于当时主流书风的一方楷书墓志。

【元桢墓志】 茂实刚劲 结体恣肆 气势雄奇

【元桢墓志】

《元桢墓志》笔画茂实刚劲,结体恣肆,气势雄奇.按康有为对魏碑书风的三种分类,该碑可划为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一脉。元桢墓志是目前所发现北魏墓志中刊刻年代最早者.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其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意态恣肆,气势雄奇。

北魏太和二十年 (496) 刻.志石呈方形,拓片高 77 厘米,宽75 厘米.志文正书 17 行,行18 字,共295 字. 1926 年河南洛阳城西北高沟村出土, 1938 年于右任将其捐藏西安碑林.元桢,鲜卑族,本姓拓跋,北魏以后改”拓跋”为汉姓”元”.太和二十年 (496) 葬於河南洛阳北邙山.，墓志书法艺术造诣很高,北魏书体,风格独特,书法劲拔挺秀,刚劲清晰,为魏碑典型之作.。

北魏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刻碑最盛的朝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北魏早期，篆隶草楷,并行于世，,当时的楷法还保持着十分浓重的隶意,至北魏后期,楷法渐趋完备.在洛阳一带出土了大量的北魏宗室墓志,其中不乏许多镌刻精美、书写高超的墓志,著名的有元桢墓志。

北魏楷书墨迹传世绝少,容易得见的是碑碣、墓志、摩崖、造像记等石刻文字,其中尤以墓志为多.这由于魏碑书体肃穆端严,非常适合书写碑碣、墓志有很大关系.北魏元桢墓志是目前所发现北魏墓志中刊刻年代最早者。

【司马绍墓志】 峻利劲健 体势茂密 斜画紧结

【司马绍墓志】

《司马元兴墓志》又名《司马绍墓志》,正书,计十七行,行二十二字,原石早佚,今行世即汤令名重摹本.据《孟县志》载,原名殊无损剥,而重摹本近多损泐,下截尤甚.此志当为北魏墓志中精品,运以方笔,峻利劲健,体势茂密,书法欣赏特点是于平正中寓奇逸之变化,且其章法布局,大小错落,富有自然之姿.从其斜画紧结的结构来看,已唐人欧楷之先河.

《司马绍墓志》全称『魏故宁朔将军固州镇将镇东将军渔阳太守宣阳子司马元兴墓志铭』。北魏永平四年（511）十月十一日葬。志文十七行，行二十二字。原石清乾隆二十年（1755）出土于河南省孟县，后佚。嘉庆（1796-1820）初年，汤铭摹刻置孟县县学侧乡贤祠，世方有翻刻本。 国家图书馆所藏。此拓系翻刻本中之最精者。

《司马氏墓志四种》简介

《司马氏墓志四种》即《司马元兴墓志》、《司马景和墓志》、《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和《司马昇墓志》.清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河南省孟县东北葛里村出土的司马晒、司马绍(司马晒之父》、司马昇(族人》的三个墓志与司马晒之妻孟氏墓志,合在一起称《四司马墓志》,此四志出土后便早佚,初拓本经李洵、冯敏昌收藏,于光绪初年,归端方所有,有罗振玉跋语。

1.《司马景和墓志》又名《平州刺史司马晒墓志铭》,正书,计十八行,行十七字.此石初出土时为邑令周名洵携去,后不知去向,现存孟县之墓志,乃乾隆时人冯敏昌重刻之石.是志点画方圆并用,而其字形微扁阔,结构奇肆而不拘一格,极富有姿态,亦当是北魏墓志中不可多得之精品.

2.《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又名《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正书,计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此石初出土拓本无冯敏昌观款及石侧跋四行.观款刻于末行距『刊石题诚』之『诚』字四格地位.此志用笔亦近方,但体势偏长,结字奇险而富有峭峻之姿,虽为司马晒之妻,但风格回异,绝非出自一人之手.

3.《司马昇墓志》又名《南秦州刺史司马昇墓志》,正书,计二十六行,行二十一字.此志于乾隆二十年在河南孟县出土后,曾归刘铁云、端方、王绪祖所有,后佚,传已流入日本.此志为东魏墓志,点画温润而浑厚,体势近方而古朴,结字开朗,饶有意趣.

【石门铭】 古朴浑穆 苍劲凝炼 笔含篆隶

【石门铭】

《石门铭》古朴浑穆,苍劲凝炼,笔含篆隶,作真如草,而其结字于端严之中寓有奇肆之态,显得飞扬飘洒,与北魏用笔峭劲,体势方整的书风迥异,是北碑中的超逸之品。

《石门铭》刻于北魏永丰二年(509年),王远书.楷书摩崖。在陕西汉中.是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王远,太原人,当时任梁、秦二州典签(处理文书的小吏).刻字人为武阿仁。古代汉中地区是南通川蜀、东控襄樊的交通要道.汉代以后此道即屡通屡坏.北魏时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此道.为了表彰羊祉及参加此项工程者的功绩,故有此刻.康有为将其列为”神品”,云：石门铭飞逸奇浑,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五○九年）正月刻。原汉代开凿的石门道已破废，本崖文所记为赞誉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重开褒斜道的开路盛举。此摩崖石刻今已割崖移藏于陕西汉中博物馆。《石门铭》为著名的北魏石刻，由于是记载重开褒斜道这一利国利民大事，故书丹、凿刻在当时也是有意识请书法与凿字高手完成的，这从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处陕西褒城石门东壁，而书丹为“太原郡王远”。《石门铭》是吸取了处于同一地方的著名汉隶《石门颂》等的苍劲凝炼的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也吸取了《石门颂》等汉隶的跌宕、开张、奇崛的特点，发展成奇崛开张的北魏楷书。《石门铭》拓本以旧拓首页“此”字不损者为佳，此为精拓本。

《石门铭》是北魏著名的摩崖刻石,此铭原刻于陕西省褒斜道石门东壁的摩崖之上,后因建水库水位上升,今已将原石割下并移至汉中博物馆.此铭为正书,廿八行,行廿二字,刻于魏永平二年(五O九)正月三十日,主远撰文并正书,铭文盛赞并记录了在正始四年(五O七)至永平二年著名工匠贾三德带领劳工扩建石门工程的事迹。

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评日:「远书《石门铭》,飞逸奇恣,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后世寡能传之,盖仙人长生,不食人间烟火,可无传嗣.」，又评:「《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从其中评中可以看出此铭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品,非初学者所能仿佛,正因其难学,如能撷其菁华,增损取舍,或亦能变神奇于毫端,出新意于笔下,近代著名书家如康有为、于右任都取法此铭而自成风格,于右任曾有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可见此铭近百年来已日渐受到书家的重视青睐。

【丘哲墓志】 笔法厚重 敛锋内转 骨力内含

【丘哲墓志】

北魏【丘哲墓志】,高44cm,宽45cm,正书,凡19行,行19字,首题”魏故使持节征虏将军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丘公之墓志”,武泰元年(528)下葬.另有丘哲之妻<</font>鲜于仲儿墓志>,同为三原于右任所得,为”鸳鸯七志”之一种,均藏西安碑林.<</font>丘哲墓志>二石,千唐志斋所藏与西安碑林所藏,文词无异,字形章法也相同.孰为原石,尚未能确定。

《丘哲墓志》笔法厚重,敛锋内转,骨力内含,意趣天成。《丘哲墓志》刻于北魏永安元年（528），高宽均四十五厘米，志文十七行，满行十九。1927年河南省洛阳城东北马沟村出土。于右任先生1938年捐藏西安碑林。

释文：君讳哲，河南洛阳人也。镇西大将军都督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临淮公库堆之孙，乞银曹比和真曹宿卫曹四曹尚书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乞直之子。少质缨资，冠华藻望。高祖孝文皇帝，猥以照重。七岁之年，擢为内行内小。然行锦群朝，冰心柱在。司未几复转为中散。而乩机运兆，迁鼎伊洛，万服归诚，千畿贬政。但边吴逾越，遐息江南，硖石偏城，越趄□异。□世宗宣武皇帝以知仁不易，简师必忠，遂名将军从事□襄麾钺兵，不时克剪东南。虽蒙伦功庙授，未尽余诚。昊天少鉴，绝我孤兰，地广无心，沦屠八桂。春秋五十有七以去，武泰元年正月廿一日薨寝于家。十一月戊寅朔十九日丙申葬在城西十五里北邙之南。然金玉摧感，增慕而流咏；松兰湮殇，追痛以申抱。故作铭，其辞曰：皎皎之夫，陵云自远，灼灼三秀，漪漪器婉。行质名华，如荣若卷，缨佩之资，冠组之仪。珪璋以惠，兰竹之靡，抽文锦就，旧武霜奇，金玉尔怀，何期永斯。

【穆亮墓志】 俊美挺劲 笔划壮实 结体谨严

【穆亮墓志】

魏碑的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为雄健浑厚、豪迈奇宕一路,诸如《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等;其二为温雅清逸、秀丽圆润一路,如《张黑女墓志》《穆亮墓志》等,便属这一风格的经典佳作。

《穆亮墓志》刻于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与其妻魏太妃的墓志列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之首.碑文书法具有十分鲜明的魏体特征:书体多用方笔,棱角森挺,结构紧密,起笔落笔平整有力,刀削斧凿之势鲜明。

《穆亮墓志》,1925年河南洛阳城东北西山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亮妃墓志。1939年于右任将其捐藏西安碑林。穆亮，生年不详。官至太尉领司州牧驃骑大将军，北魏景明三年(502)葬於河南洛阳。穆亮,字幼辅,献文帝时期起家,后征治河西,击败吐谷浑,讨收醴阳,镇守洛都,政绩战功多建於元宏执政时期。

《穆亮墓志》书法欣赏俊美挺劲，笔划壮实,结体谨严，形态多呈方形，气势稳健大度，骨力收含，为北魏墓志前期厚重盛大书风的又一种表现。

【铭文】太尉领司州牧骠骑大将军顿丘郡开国公穆文献公亮墓志铭”高祖崇,侍中太尉宜都贞公.禀萧曹之资,佐命列祖,廓”定中原,左右皇极.曾祖闼,太尉 宜都文成王.以申甫之”俊,光辅太宗,弼谐帝猷,宪章百辟.尚宜阳公主.祖寿,”侍中征东大将军领中秘书监宜都文宣王.含章挺秀,才”高器远,爰毗世祖,克广大业,处三司之首,总机衡之任.”尚乐陵公主.父平国,征东大将军领中书监驸马都尉.”位班三司,式协时雍.尚城阳长乐二公主.四叶重晖,三台”叠映,余庆流演,实挺明懿.公弱冠登朝,爰暨知命,内赞百”揆,外抚方服,宣道扬化卅余载.以景明三年岁在壬午夏”闰四月晦寝疾薨于第.天子震悼,群公哀动,赗禭之礼,有”加恒典.乃刊石立铭,载播徽烈.其辞曰:”云岩升彩,天渊降灵,履顺开祉,命世笃生.纂戎令绪,遹骏”茂声,朝累台铉,家积忠英.神清气邈,志和虑正,体仁为心,”秉义为性.敦诗悦礼,恩恭能敬,内殖德本,外延衮命.”晖金溢竹,组绂斯繁,四登三事,五总纳言.一传储宫,再统”征轩,风芳冀东,泽流陕西.余祉愆顺,灵道匪仁,国丧茂台,”家徂慈亲.瑶摧荆岭,玉碎琨津,敬铭幽石,式扬芳尘. “维大魏景明三年岁次壬午六月丁亥朔廿九日乙卯。

【刘根等造像】 典雅大方 峻峭严整 切笔为主

【刘根等造像】

《刘根等造像》典雅大方，峻峭严整，切笔为主。书法欣赏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笔劲健雄峻,切笔入纸,干净利落,沉着痛快.刻工也非常精细讲究,成就了该造像书法的主体风格。

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刻,此石系”清光绪年间洛阳城东故洛城内韩旗屯掘得之”,后被开封古董商买去,1936年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前身).据传,刘根造像碑曾有赝品2石,赝品石材较薄,刻线较粗,题铭缺”董珍”一行,河南博物院现收藏的系出土原作. 此碑系长方形青石制成,碑正面由画像、刊记、题铭3部分组成.中部线刻释迦说法图,左右分别刻造像题名和题记。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为最盛,是汉代隶书向楷书发展过渡时期的书法,其中涌现出了如《张猛龙碑》《刘根等造像》《张黑女墓志》等大量的传世佳作.《刘根等造像》便是其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造像书法。《刘根等造像》,全称《刘根★一人造像记》.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五月刻石,清光绪年间出土于洛阳城东韩旗屯村西,归开封郑清湖.书体为正书。

《刘根等造像》在字的造型上,中宫紧收,内紧外松,收放自如,并且造型奇特,奇正相生。从字的结构特征上而言,字形多呈扁平状,”因字立形”的特征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后四列,因只有竖格的框定,而无横格的界定限制,字距缩小并且距离不一,显得参差错落,别有情趣.从单字来看,一些横画用弧线处之,一些笔画或收或放,或长或短,或俯或仰.对于一些相同的笔画,千变万化,入笔或圆或方,或正或斜,千姿百态,气象万千.字形多以险处之,既能造险,又能破之,妙趣横生,大大丰富了该造像的神采。从整体章法看,单字的造型注定了章法的构成,整体看来,点画对比明朗,中间的一些空格,使得疏密对比更加明显.加之无横格限定的4列,字字玑珠,左右辉映成趣,气息通畅,风格极为突出,章法形式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李瞻墓志】 笔势绵密 盘桓结体 翔动开张

【李瞻墓志】

《李瞻墓志》结体翔动开张，点画丰腴舒展，其字形时有舛误，殆由石质松脆且镌刻仓促所致，然以此更见率意洒脱，不衫履之趣。

　　《李瞻墓志》凿刻娴熟，颇能转达笔意。观之如北碑群鸡中之立鹤，有其精神而无其习气，且笔势绵密盘桓，非力胜者而难为之。若善为借鉴者取，则必将为今日习北魏碑碣者开出一崭新之天地也。

　　《魏书·李灵传》，灵弟均，官赵郡太守，与志文合。均子粲，字世显，累官赵郡、常山二郡太守，显祖时参与平定淮北，迁宁朔将军、兖州刺史，姑丰侯，加建武将军，志文简略。宣茂长子藉之，字修远；次子志，字敬远；三子幼远，不及李瞻。李瞻字恭远，依古代习惯，应排序于敬远之上，以未仕早卒，史乃缺载。志言李瞻于经学、小学用力颇多，世号之曰《儒德李生》，既冠而以暴疾卒于家。专文不言李瞻生卒之年，但述大魏正始五年正月入穴，则其卒当在四年秋冬之时。

《李瞻墓志》全称《儒德李生之墓铭》刻于北魏正始五年（508）正月，墓志为覆斗形状，石高三十六点五厘米，宽四十三厘米，字面高二十九厘米，宽三十六点五厘米，正书十六行，行十五字，有棋盘格，2000年出土于河北赞皇。

【李璧墓志】 书法峭劲 雄强茂密 独树一帜

【李璧墓志】

《李璧墓志》一、用笔：方笔为主，略加圆笔；突出书写，忌用唐楷； 起笔切翻，收笔自然； 每笔皆变，绝不雷同； 中锋为主，行草入楷。二、结构：方块为主，夹以扁长；因字立形，天真烂漫；每字皆异，天然之石；部首组合，巧妙灵活；有正有斜，斜正相生；收放有度，朴拙自然；兰草有根，立稳重心。三、章法：占格疏朗，有行无列；用墨求变，枯湿浓淡； 大小穿插，正斜互映；对立统一，气息贯通。

《李璧墓志》雄强茂密，独树一帜。杨震方《碑帖叙录》评曰：书法峭劲，极似《张猛龙碑》，而兼有《司马景和》之纵逸，可为习北魏楷书者范本。

《李璧墓志》出土后不久归济南金石保存所收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移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刻。系旧碑改作而成，碑阴上截所刻二螭仍在。志铭魏书，三十三行，行三十一字，背面有题名一列。出土时间、地点有二说：一说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出土于山东德州；一说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后者为是。

【晖福寺碑】 用笔方峻而端整 锋芒毕露

【晖福寺碑】

《晖福寺碑》位于陕西澄城县，现存西安碑林。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立。额篆书题“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九字。过去，当地禁人摹拓，故传本极少，后不复禁拓，传本始多。《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书法欣赏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楷书，额下有穿，下部作束腰形，碑阴刻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此为中国名碑之一。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此碑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北魏早期作品，用笔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与《张猛龙碑》风格极似。

【高道悦墓志】 高雅庄重 方正谨严 笔势跳宕

【高道悦墓志】

一九六五年，山东德州市出土了《高道悦墓志》《高道悦夫人李氏墓志》，墓志刻于神龟二年( 519 ),比《郑文公碑》晚八年.墓志虽不如《郑文公碑》宽博大气,却也高雅庄重，方正谨严，与《郑文公碑》写法相同。

《高道悦墓志》书法与其夫人墓志同出一人之手，书法欣赏的特点是笔画峻整，笔势跳宕，结体侧倚。 志长八十三厘米，宽八十二厘米，厚十厘米。正面刻魏书二十八行，行三十字；背面刻十二行，行十七字。

《高道悦墓志》，北魏神龟二年刊，一九六九年出土于山东省德州城北胡官营，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夫人《李氏墓志》。随即藏德州图书馆，一九八三年一并移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高湛墓志】 秀劲温雅而富含蓄 骨格整练

【高湛墓志】

《高湛墓志》志文正书。二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有方界格。出土时几无损字，但后损字逐渐增加。书法秀劲温雅，字形方扁，运笔正雅，而富含蓄。清杨守敬评为骨格整练，并在其《平碑记》书中又云：“褚河南(褚遂良)似从此出。” 近人沈曾植称：“此志颇多圆转外，叙画平近北碑，峻落反收，而旧法漓矣。”

《高湛墓志》又称魏故假节督齐州诸军辅国将军齐州刺史高公墓志铭，东魏元象二年(539年)十月十七日刻。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秋在山东德县(今德州市)第三屯运河东岸岸崩时得此石。曾归县人进士封大受家，后归吴县陶氏收藏。又云已毁于战火。

据方若、王壮弘《校碑随笔》云，此志出土时几无损字，初拓本首行“魏”字、“遐流”二字不损，后损字日多。此本符合初拓本之特征，较笔者所见如沙孟海的《中国书法史图录》及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附图(后者或为上海图书馆藏本)等更佳，缺损也更少。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则将此志与《刁遵墓志》等并举，称“《刁遵》为虚和圆静之宗，《高湛》辅之”。 此志曾归德州封大受，与北魏《高庆碑》、《高贞碑》齐名，合称“德州三高”。

【吊比干文碑】 北碑之杰作

【吊比干文碑】

魏孝文帝元宏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元宏认为要巩固北魏朝的统治，一定要吸取中原的文化，改革落后的制度。为此，26岁的他于公元493年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河南洛阳。第二年，他就乘东巡之际，专门来到卫辉吊唁比干。他向比干举行了隆重的“太牢祭祀礼”，他接着挥笔写下了《吊比干文》。祭文共1800字，情真意切，仿楚辞《离骚》写成。北魏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

孝文帝吊比干庙之事，据《魏书·高祖纪》为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车驾幸邺。十四日，经比干之墓，亲为吊文，橱碑而刊之。碑文字体方整，笔画瘦硬峻直，两端方而粗，犹如硬骨。杨守敬《学术迩言》评曰：“瘦削独出，险不可近”，为“北碑之杰作也”。

后来，孝文帝颁行了几条法令：改说汉语；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人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姓拓跋，改姓元）；迁入洛阳的北方人一律以洛阳为籍贯，不准还葬北方。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实现了北魏的“太和”。

《吊比干文碑》位于河南卫辉城北比干墓祠。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刻立。原碑早已不存，宋元佑五年九月重刻。高2.56米，宽1.36米，篆额“皇帝吊殷比干文”7字，碑文为孝文帝元宏撰文，无书丹者姓名，传为崔浩书。楷书，28行，行字46个。碑阴刻文4列，前3列从吊官82人题名。《金石录》《金石萃编》等书均有著录。

河南卫辉市比干庙中，最著名的碑刻是北魏孝文帝的《吊比干文碑》，因它立于太和年间，故亦称《太和碑》，为魏碑中的精品，与龙门20品齐名。

【崔混墓志】 笔画精美 雅健结体 方整峻逸

【崔混墓志】

1973年冬，山东省博物馆在临淄辛店电场发现了北朝崔氏墓地，清理了其中十四座墓葬，出土的东魏《元象元年崔混墓志》有这样的话：“启浚源于姜川。”姜川即前面提到的姜水。这说明中古齐地人追其祖源于西部姜水的羌族。

《崔混墓志》笔画精美雅健，结体方整峻逸。刻工亦精细，笔画间犹存的连带关系，对毛笔运行的态势表现得尽情尽致。魏书的特点由晋之平正，至北魏之侧倚，再回归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峻整，是魏晋南北朝书法体势变化的主流轨迹，《崔混墓志》书法正处于魏书复归于平正的时段上，充分表现出北朝后期书法的时代特点。

《崔混墓志》今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刻。边长五十三厘米半，三十二行，行三十二字。一九七三年冬出土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南崔混墓中。

【崔鸿墓志】 雄强中蕴 涵秀逸 奇峻中流落雅美

【崔鸿墓志】

《崔鸿墓志》今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法欣赏的特点是奇峻中流落着雅美，雄强中蕴涵着秀逸。

1973年冬，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崔鸿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北魏史学家崔鸿的家族墓地，这个跨越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朝代的崔氏家族墓地，为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汉族高门与少数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山东省文物部门清理了14座墓葬，并出土崔鸿夫妇、崔混(崔鸿子)、崔鹔(崔鸿弟)、崔博(崔鸿侄)、崔德(崔鸿侄)墓志。

1983年又在该处清理了5座墓葬，出土了崔鸿堂伯崔猷的墓志。这些墓志详细叙述了崔氏祖辈的名人仕宦情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关崔鸿家族世系的内容在出土墓志中基本上得到了印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墓志对崔鸿八世祖崔岳官阶的记载与文献记载不同。

《崔鸿墓志》书法独具风貌，用笔方圆兼施，笔画工整峻峭，刀意笔韵俱存。结体呈纵势，重心偏上，空阔灵动，错落天成。魏书经过汉末以来三百年的变革发展，至北魏后期已进入精雕细琢的阶段，奇峻中流落着雅美，雄强中蕴涵着秀逸，《崔鸿墓志》充分展现了这一时代特点。

《崔鸿墓志》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刻。边长八十二厘米，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有盖，素面，已破碎。崔鸿，《魏书》《北史》有传。

【崔敬邕墓志】 方劲雄奇 清俊劲爽 笔致圆浑

【崔敬邕墓志】

《崔敬邕墓志》在北魏后期墓志中，属方劲雄奇一类，其用笔清俊劲爽，笔致圆浑，法度谨然但毫不刻板，结体整敛形方，全篇排布端匀，气象清穆。

《崔敬邕墓志》碑有“北魏志石之冠”美誉，为魏碑中上品。本贴为清端昉旧藏浓、淡墨拓拼合本，拓工精妙，墨色温雅，国家一级文物。

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十一月刻，正书。二十五行，行二十九字。清康熙十八年（十六七九）在河北省安平县出土。康熙三十年科知县陈宗石砌入乡贤祠壁，不久即毁。用笔外柔内刚，结体活泼，风格妍丽多姿。

《海日楼札丛》评称：“此志用笔略近《李超》，尚不及《刁惠公》之茂密，清润外复与《司马景和妻》相近。全称《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

北魏时博陵崔氏是高六大族，崔敬邕的从堂兄弟崔挺又很有书名，曾春旨写文明太后父亲的《燕宣王碑》，因而可推测这块墓志是出自当时名手。

墓志中的笔画，是轻是重，孰粗孰细，因势利导恰到好处。笔画细劲、清朗，大笔、主笔则多用重、涩、隶之法运之，观此书法如临尊彝。一笔之中有俯仰提按，轻重分明，动感极强。正如清何焯所评：入目初似拙丑，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宋人欲矫之，然所师承者皆不越唐代，姿睢自便，亦岂复能近古乎。

【沙丘城碑】 飘逸秀美 舒展自然 波磔有隶意

【沙丘碑】

《沙丘城碑》的书法价值极高，堪称为北齐时期书法的珍品，书法欣赏方面飘逸秀美，舒展自然，结体为楷书，波磔有隶意。

《沙丘城碑》上有：“以大齐河清三年（564），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一段文字，据此可知，在北齐时兖州（瑕丘）就有沙丘之称，沙丘城即兖州城。这一碑刻也是李白移家山东家居兖州的佐证。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北齐沙丘城造像残碑》即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简称《沙丘城碑》。

1993年沙丘城碑在山东兖州城东南泗河出土，残碑高38厘米，长141厘米，现存于兖州市博物馆。

【司马绍墓志】 于平正中寓奇逸之变化

【司马绍墓志】

《司马绍墓志》当为北魏墓志中精品，运以方笔，峻利劲健，体势茂密，于平正中寓奇逸之变化，且其章法布局，大小错落，富有自然之姿。从其斜画紧结的结构来看，开唐人欧楷之先河。魏碑风格是书法欣赏的重点。

清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河南省孟县东北葛里村出土的司马昞、司马绍（司马昞之父）、司马昇（族人）的三个墓志与司马昞之妻孟氏墓志，合在一起称《四司马墓志》，此四志出土后便早佚，初拓本经李洵、冯敏昌收藏，于光绪初年，归端方所有，有罗振玉跋语。

《司马绍墓志》又名《司马元兴墓志》，正书，计十七行，行二十二字，原石早佚，今行世即汤令名重摹本。据《孟县志》载，原名殊无损剥，而重摹本近多损泐，下截尤甚。

《司马氏墓志四种》即司马元兴墓志、司马景和墓志、马马景和妻孟氏墓志和马司昇墓志。

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晋代：敦煌书法

【妙法莲华经】卷五-1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自从一九OO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书法，从西汉的汉简书法始，到清末的碑碣书法止，时代久远，数量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受禅表碑】 用笔刚健斩截 意气雄伟排宕

《受禅表碑》书法欣赏方面结构方严整肃，用笔刚健斩截，意气雄伟排宕，且不失汉末名碑如熹平石经、张迁、礼器等骨气洞达、探穆渊雅的大家风范。在笔法上更有新的突破．具体表现在落笔逆锋减少，而变之以单刀直入；收笔重顿后迅速提起使成方波，这已经是萌芽时期的楷书的一种特殊书法欣赏笔法。

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冬十月乙卯，逊位于魏王曹丕，丕随即登基称帝并改元大魏黄初。十月辛未，刻立此碑以纪其受汉“禅让”之事。《受禅表》与著名的《上尊号碑》并立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中(其地在今古城村)，庙久废。《受禅表》与《上尊号碑》同为魏初巨制，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法亦久为世重，故自唐宋以来，迭经著录。明郭宗昌《金石史》评其“书法同《劝进》，虽小远汉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饰，亦复矫矫。”赵崡亦谓此碑“隶法大都与《劝进》同”。

王世贞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铭》，见此而恍然自失也。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态。汉如建安，晋三谢，时代所压，故自不可超也。此语得评书三昧。”(《石墨镌华》)从汉字字体的演变来看，汉末魏初之际，正是由隶变楷的过渡时期．魏初诸刻，承袭汉末《熹平石经》、《鲜于璜》、《张迁》等碑。杨守敬《学书迩言》亦谓《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与之稍晚的魏《王基碑》以及吴《谷朗碑》，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折刀头”的笔法，字形上亦更似后世的楷书了。故前人论该碑开魏晋六朝楷书之先河，无疑是确当的。此碑无书者姓名，唐刘禹锡说是王朗撰文，梁鹄书丹，钟繇镌刻，世谓之“三绝”(见唐韦绚《刘宾客嘉话》)。颜真卿则以为钟繇书(见宋欧阳修《集古录》及娄机《汉隶字源》)，然二说均无确据，故不足信。

《受禅表碑》，三国魏黄初（202年）刻。在河南许昌县，额篆书题“受禅表”。字方正，渐开唐隶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