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究竟是生活了365天,还是生活了1天,重复了364次?
1988年7月1日,上海市界碑处站着三个男人,分别是余纯顺和他的三弟、父亲。这是余纯顺启程的日子,他准备徒步全中国,从上海出发,先往北走。父亲和三弟来送他,临走前,父亲拍拍他肩膀,三人道别。
余纯顺的背影慢慢从上海的视线里消失。从这一天开始,本来是人群里一个普通工人的余纯顺,名字会慢慢响彻中国的土地。这年余纯顺37岁,他出生和成长都在上海,但离开时头也没回。
1989年,余纯顺的名字已经传遍了各地。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找到当地的邮局盖上一个邮戳,加上徒步之行中一路遇到了太多太多的人,口口相传之下,一些媒体报道了他徒步全中国的事迹。
那时候的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物。因此余纯顺后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不少人来迎接他,媒体要采访他,学校要他去做演讲,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也想给余纯顺赞助,还有很多仰慕他的人自发来看他。
(余纯顺)
有人把他当作傻子,有人把他当作英雄。
1989年夏天,余纯顺从上海出发的一年后,他已经踏上了走出东北的路。此前,他一路北上,一直到了大兴安岭。那时候的余纯顺已经很有名气了,在大兴安岭的林场里,余纯顺遇到了一个眼神会发光的年轻人。
年轻人看着余纯顺,向往地说:“我也想像你一样。”
余纯顺笑着回答:“有这个志向,就要狠下心,放弃一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996年6月11日,余纯顺站在罗布泊的盐碱地上,像当年第一次徒步时一样,跟送行的人道别,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走进了罗布泊。余纯顺没有要求车辆和人员跟随。这是一场全国瞩目的壮举,如果能完成,他就是真正的英雄。
为此,上海电视台专门派出小组,记录余纯顺徒步穿越罗布泊的始末。除了摄制组以外,还有不少专家、当地人也在目送余纯顺离开的队伍当中。人群当中,还有在罗布泊研究多年的“沙漠王”,赵子允。
赵子允是一名地质工程师,同时也是罗布泊最专业的向导,不过他没有跟随余纯顺。
(赵子允)
1996年6月13日,人们没有等到余纯顺,在罗布泊中原定路线的另一个方向,发现了一顶被大风和沙尘暴吹散架的蓝色帐篷,帐篷下是余纯顺肿胀的尸体。
余纯顺的墓碑,立在了这里。
2008年,余纯顺遇难的12年后,一个名叫雷殿生的男人徒步穿越了罗布泊。在此之前,他已经用了十年时间走遍了整个中国。雷殿生徒步穿越罗布泊,用了31天,是余纯顺当年计划日期的10倍。
成功穿越后,雷殿生并没有从罗布泊另一边直接离开,而是专门重返了罗布泊一趟。
雷殿生走到了余纯顺的坟墓前,朝地下倒了一杯酒,说:“余大哥,敬你了。”
他在坟墓上绑上了五颜六色的布条,在当地的习俗里,这是在引渡亡魂,死者的灵魂从此安心,随着迎风飘荡的布条,乘上芦苇荡中的独木舟,漂向心之向往的、属于他自己的地方。
这个说法,就像余纯顺生前做的事情一样。为了心中的安宁,不停地漂流,不停地漂流。
雷殿生在坟墓前久久地伫立。那时候,他早就已经取代了余纯顺,成了中国徒步的第一人。除了徒步,他还会考察民俗,考察生态环境,在各地做环保宣传。穿越罗布泊这年,他也用自己的徒步迎接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
之所以专门来祭奠余纯顺,是因为他忘不了一些事情。
19年前,雷殿生在大兴安岭的林场里当工人,遇到了正在徒步的大名鼎鼎的余纯顺。雷殿生眼神发着光,告诉他:“我也想跟你一样。”余纯顺鼓励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再回到那个问题。
我们究竟是生活了365天,还是生活了1天,重复了364次?
当年的雷殿生,也在被这个问题困扰着。更早之前,还没有从上海市界碑处踏上征途的余纯顺,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余纯顺和父亲、三弟告别后,头也不回的背影,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
从余纯顺的经历看,他其实不太像生长在上海的南方人,但他的的确确在上海出生、成长。这座城市既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枷锁。
(老上海)
余纯顺的家庭很普通,甚至比起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还有些悲苦。他的母亲是精神病患者,家里加上他,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老二,唯一的姐姐也是精神病患者。父亲余金山,因为下放劳动,不在家,家里的三个弟弟妹妹,都靠余纯顺照顾。
余金山离开家的那一年,余纯顺13岁。那一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跟上海隔着整个国家的新疆罗布泊上,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升起了一朵蘑菇云。当时的余纯顺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人生的归宿会在那片土地上。
父亲离开后,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了余纯顺身上。
除了照顾病情时好时坏的母亲和姐姐,余纯顺在弟弟妹妹眼里也扮演起了亦父亦母的角色。余纯顺每天要完成学校的功课,还要把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自然和那些还在街上乱跑的同龄人拉开了距离。
跟这种距离一并到来的,就是那些孩子的排挤和余纯顺的孤独。
那时候余纯顺还没有展现出震撼无数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同龄的那些孩子都欺负他,追着他骂,说他是“精神病的儿子”。在学校里,这些孩子带头,余纯顺也会被人恶意叫做“精神病”。
余纯顺不想跟他们冲突,总是选择不理会。那些孩子就更加变本加厉,除了辱骂他,还会合起伙来打他。他们会事先埋伏好,把余纯顺围住,然后乱打一通。也会捡石头扔他,用折下的树枝当鞭子抽打他。
余纯顺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那些孩子也只是单纯地为了欺负他。余纯顺不跟他们冲突,默默忍受,也不服输。那些孩子把他挤到角落里,逼他认输求饶,余纯顺怎么也不肯吭声。
这样一个老实的孩子,为何后来会成为敢于徒步全中国的人呢?
说来讽刺的是,余纯顺人生的转折,是因为犯错。那是60年代,到处闹饥荒,余纯顺除了得填饱自己的肚子,还要养活自己的弟弟妹妹。为此,他不得不到处去捡垃圾,找食物。
有一次实在饿的没办法了,余纯顺壮起胆子,偷了吃的东西,结果当场被抓到。那年余纯顺16岁,已经是个劳动力了。那时候犯这样的错误,事情可大可小,但是再小也小不到哪儿去。
就这样,余纯顺离开了上海,被送到了安徽的一个农场里劳动改造。
等他再回到上海时,已经是28岁了,这时候的余纯顺,也早已经是另一种模样。
余纯顺在安徽的农场劳动时,看了不少书。包括《堂吉诃德》、《热爱生命》等。前者的描绘的理想主义深深震撼了他,后者在书中记录的“饥饿”和探险经历,也在余纯顺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热爱生命》)
回到上海以后,余纯顺的父亲余金山也已经回到家里。因为没有学历,没有手艺,余纯顺很难找工作,只能在街上蹬三轮、做小生意糊口。但这些毕竟不是正经的工作,余纯顺和父亲都很发愁。
为了儿子的未来,余金山做了一个决定。当时余金山本来有一个去厂里工作的机会,还是上海电器成套设备厂,进去也就意味着,只要好好工作,这辈子的饭碗至少是有着落的。
余金山为了余纯顺放弃了这个机会,自己伪造了一份病历,让余纯顺顶替了自己的名额。余纯顺自然知道父亲的用意,参加工作以后也很努力地提升自己,边工作边学习,辛辛苦苦读书,最后靠夜校考出了大专文凭。
这时候的余纯顺,跟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并无二致。
在一个稳定的单位工作,生活是完整且牢固的,但同时也是窒息的。余纯顺生活在这种安稳里,工作,结婚,跟车间里的其他工人没什么区别。
余纯顺和妻子生出间隙,是因为他读夜校考大学。读书和工作占用了余纯顺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妻子也很不满意。后来为了稳定家庭的和睦,余纯顺就跟妻子商量着生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也是他们在密不透风的安稳生活里唯一的崭新希望。
妻子怀了孩子以后,余纯顺也细心照顾。直到妻子生产时,余纯顺也很紧张,妻子生下孩子以后,护士告诉外面的余纯顺:“孩子是个死胎。”
余纯顺走进病房里,发现妻子也正在望着自己,两人互相沉默着。
那是1988年,余纯顺的妻子生产后不久,两人默契地离了婚。这一年,几乎是余纯顺一手拉扯大的一个弟弟也去世了。这一年,余纯顺37岁。
在安稳日子里过惯了的余纯顺,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低谷。
余纯顺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在世俗的生活中,他一直善良、克制、努力、真诚,但走到头来,生活还是这个结局,如果这是命运,那一定也有对抗命运的办法。那时候他觉得“一切价值标准都是靠不住的”。
余纯顺想起了当年看过的那些书,书里那些让他震撼的事情和情绪。
他跟朋友说,远方的天空下面,一定有他迟早要去的地方。
就这样,余纯顺开始准备起了徒步全国的征途。精神时好时坏的母亲得知后,极力反对。但余纯顺的父亲很开明,不仅同意儿子的做法,还想跟他一起去。余纯顺没有让父亲跟自己一起,因为这样的征途注定只能一个人走。
后来余纯顺成了全国知名的探险家,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徒步全中国。余纯顺给这些人准备好了一个回答,他告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赶在外国人之前徒步全中国。
在日记里,他给自己写了另一个答案:“真正的苦难是在我的内心深处。”
三,
余纯顺的行为,在大部分人眼中,仍然是叛经离道的,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做的事。即便在今天,这样的看法也会是主流,何况在那个年代。
因此,余纯顺的征途一开始并不顺利。为了节省开支,他一路住最便宜的旅馆,去饭店也几乎不点菜,要一份汤,再要6两米饭,搅和在一起吞进肚子里,既暖和,饱腹感也强。早上这样吃一顿,一天都可以不吃饭。
一路上,余纯顺也遇到过很多人。
有一次他住旅馆的大通铺,遇到一个中年男人。男人主动跟他搭话,得知余纯顺的计划后,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说:“你这计划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做做生意挣得多。”
余纯顺像小时候碰到那些欺负自己的人一样,没有吭声。那人又说:“你是真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余纯顺当然是为了自己,但为了自己,不光只有挣钱。
当然也遇见过理解他的人。路过徐霞客故居的时候,余纯顺已经没有钱了,一个饭店的人看到他,看出来可能是旅行的,就主动打招呼,给了他食物。余纯顺跟他讲了自己的计划,那人很受触动,让余纯顺成功以后给他写信。
后来,他在一路上也遇到过很多帮助了他的人,自己也捡过一条小狗。这样的生活似乎让余纯顺找到了呼吸的方式,他的日记里开始写“世上还是好人多”这样的句子,那只狗,余纯顺取名叫“伙伴”。
慢慢的,余纯顺的名字在他北上的路上传开了。
除了每到一座城市,就会受到热烈欢迎以外,余纯顺还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那些困在生活里无法喘息,也无法出走的人,看到余纯顺,会感动得流泪,会真诚地鼓励他。这些都让余纯顺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有些媒体也开始联系余纯顺,让他做演讲。余纯顺就开始一边徒步,一边做名叫《壮心献给父母之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似乎已经打破了内心的困境。
后来,余纯顺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精神偶像。在那个生活界限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年代,余纯顺就像是犯了天条的孙悟空,尽管“叛经离道”,但依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
后来,余纯顺越走越远,靠着徒步走过了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在他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上,余纯顺已经越走越远,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中国徒步第一人”。
直到1992年。
在徒步的征途上大获成功的余纯顺,迎来了另一个低谷。这一年,余纯顺的母亲因火灾去世,家里也被烧毁。余纯顺回到上海,在母亲坟前磕了头,什么也没说。不久后,余纯顺的父亲和小弟,都因病去世。
一年之间突然遭受到这些噩耗,余纯顺并没有悲痛地无法正常生活,只是感觉空空荡荡的,好像生命从此缺失了一部分,或者是有一部分自己也跟着这些亲人消失了。他说:“人生有很多事情,说不清,也道不明。”
这些亲人离开后,余纯顺深感生命无常,对于自己的理想看得更加深刻了。他暗地里给自己立下了誓言:要么完成目标,要么死在途中。
就这样,余纯顺开始了徒步罗布泊的计划准备。
余纯顺要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事情很快传遍了,上海电视台也注意到了这件事。他们觉得,余纯顺作为一个上海人,本地的电视台却从来没有报道过,说不过去,干脆就派了一个摄制组来拍余纯顺穿越罗布泊的纪录片。
在余纯顺准备的时候,“沙漠王”赵子允正在罗布泊考察,考察队的车在地上留下了一排清晰的轮胎印。不久后,他也会参与进余纯顺的徒步计划中。
余纯顺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事情很快就在媒体的发酵下火热了起来,人们都把他当作英雄,上海新闻界专门开了一场座谈会,主角就是余纯顺,在场的所有人都把余纯顺的精神看作“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
离开之前,余纯顺和女友徐金玉道别。徐金玉想跟着去,余纯顺不准。余纯顺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不会死的。”
余纯顺的计划中,他和向导在6月4日提前到达32团场,给徒步做好准备,6月10日,他自己轻装上路,走三天,三天后跟上海的摄制组在前进桥汇合。余纯顺徒步的路上要准备补给。
赵子允得知余纯顺准备在6月穿越,非常担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6月份地表温度能达到60度,要特别注意。”
向导也不同意6月份出发,但余纯顺不怕,热情高涨,其他不懂的人看到他的样子,也就放下心,不断地支持余纯顺。当时,有人提起,彭加木当年也是6月失踪的。余纯顺没有在意,众人都没有在意。
赵子允还是放心不下,提出过要跟余纯顺一起去,结果被余纯顺拒绝了。他们那时候都还不知道,余纯顺徒步的轨迹,和赵子允两个月之前去考察的轨迹有一部分重合。
这也意味着,那里会有两个方向的轮胎痕迹。一个是赵子允的科考队留下的,另一个才是摄制组探路,放置补给时留下的。
1996年6月10日,余纯顺上路了。
余纯顺出发几个小时以后,摄制组担心,开车追了上去,结果看到余纯顺精神状态很好,健步如飞,还主动跟摄制组打招呼。余纯顺说:“谁说6月份不能徒步的?”
摄制组见状,也放了心,把车开到计划好的地方等待余纯顺成功到达。
这一等,就是三天。
这三天里,罗布泊刮起了沙尘暴。众人一直等到了6月17日,此时,距离计划到达的时间已经过了4天。其实,6月13日当天,余纯顺没有按计划时间到达,众人就立刻进入罗布泊寻找,但什么都没发现。
后半段形成的补给并没有动,说明余纯顺根本没有走到这里来。众人只好继续等待,直到6月17日,出动了直升机寻找,才在罗布泊南部发现了余纯顺的帐篷和尸体。所有人都很悲痛,赵子允站在人群中,一言不发。
余纯顺本该跟着摄制组的轮胎印走,但遇到了沙尘暴,危急之下就沿着赵子允考察队留下的轮胎印走了。后来的路一直偏离路线,没有补给,又是沙尘暴,余纯顺因此遇难。
后来,余纯顺的女友徐金玉在他遇难的地方立了一块墓碑,刻上了“余纯顺壮士遇难处”几个字,接着,她用口红把余纯顺的名字涂红。这座坟墓,至今有人去祭奠。
人们对于余纯顺的故事众说纷纭,不外乎两种:一,余纯顺是理想主义者,这种探险的精神是应当肯定并且歌颂的。二,余纯顺之所以一定要在当时去徒步罗布泊,是媒体把他抬得太高,他自己享受其中,并且也下不来台了。
这些观点,自有世人评说。
余纯顺的日记上有一句话: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觉得自己过得十分艰难,常常觉得精神上有很重的负担。有种难以摆脱的孤寂,我时常觉得孤独。”
他还有一张在布达拉宫前拍的照片,照片上写着泰戈尔的诗:“天空未留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
是那条车轮印让余纯顺在罗布泊遇难的,可是让他走上这条路的,是生活。
再一次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我们究竟是生活了365天,还是生活了1天,重复了36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