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泼墨艺术的魅力：探索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

张大千(1899—1983)，本名张正则，后改名张援、张喧，小名李，号李爰，别署大千居士、下里港人、斋名大风起兮，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番禺。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代表作有《爱痕湖》《长江万里图》《四屏大荷花》和《八屏西园雅集》等。

1956年7月29日中午11点30分，法国南部尼斯港，一座名为加尼福里亚的别墅敞开了它往日神秘的大门。这一天，张大千携妻子徐雯波，前来拜访这里的主人—西方艺坛“教父”毕加索。此时，妻子心里仍在打鼓：“都说毕加索性格古怪，这次丈夫硬是前来会见，不知是否会自讨无趣？”就在几天前，张大千在巴黎的华人朋友们也向他表达过这种担心，他们异口同声劝阻说，招惹毕加索很可能不仅自取其辱，更将丢失中国艺术刚刚在巴黎争得的荣誉。张大千却坚持道：“为了艺术，我不怕丢格，我就不相信，我就要探讨！”

此时57岁的张大千还是有底气的。就在一个月前，“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展出，同时“张大千近作展”在罗浮宫东画廊展出，西画廊则是“西方野兽画派大师马蒂斯遗作展”。博物馆馆长萨尔精心设计了这个没有先例的东西方巅峰艺术对台戏，结果，张大千获好评如潮，西方评论家评价张大千“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毕加索代表着西方现代绘画的最高水准，向来学无止境的张大千，愈加想见他一面。

张大千夫妇穿过布置考究的别墅庭院，只见毕加索满面微笑，正从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当时，张大千一身长衫，脚穿布鞋，头戴东坡帽，长须飘胸，一副堂堂中国画家的形象。而传说中在家里从不穿上衣的毕加索，则破例穿了一件条子花纹衬衫，还穿上了很正式的长裤和皮鞋。就这样，东西方艺术大师有了一次历史性的见面。

毕加索热忱接待了张大千夫妇，他邀请来客坐下后，便立刻捧出5大本画册，请张大千观看。每本画册有三四十幅画，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花鸟鱼虫。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张大千讲解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儿，他提出：“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张大千”3个字。毕加索见了，竟忽然激动起来：“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他这一番坦诚的高论，让张大千既惊喜又感慨。

随后，主宾共进午餐，欢谈艺术，度过了一个愉悦快乐的下午。毕加索还兴致勃勃地跟张大千夫妇合影，他俏皮地怂恿大家一起戴上面具，照了一张化妆照。分别时，毕加索将一张西班牙牧神题名送给张大千，而张大千回赠毕加索的是两株墨竹。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从5000只牛耳朵里取了1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8支笔，专门送了毕加索两支。

笔墨当随时代

1899年，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大他17岁的二哥张善子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以画虎闻名，后来抗战时曾画18猛虎，题写“怒吼吧，中国！”，寓意18省全力抗战。他发现了张大千卓越的绘画天赋，便经常指点书画之道，逐步带他进入画坛。张大千曾说：“我之所以绘画艺术有所成就，是要感谢二兄的教导的。”

18岁时，未婚妻病逝，张大千离家出走，投身松江禅定寺。“大千”之名便是禅寺主持为他起的法号，然而临到剃度受戒时，他突然提出做不烧戒疤的和尚。法师呵斥道：“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能驯成良驹。”与法师争论了一宿后，他终究不辞而别。是年，他东渡日本，在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在二哥的资助下，他游遍了日本的大小博物馆和画展。

1920年，张大千随二哥回到上海，拜师在前清翰林曾熙与李瑞清门下，学习石涛。石涛是明代皇族后裔，国破家亡当了和尚，和八大山人一样，反对清初画坛的守旧习气，提倡“笔墨当随时代”。张大千正是从刻苦临摹石涛入手，开始了他的传奇。他每天坚持作画，若是白天有事出去，晚上一定要补上，不然不会睡觉。那时，他的案头常摆着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深刻影响着他。

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20世纪20年代，张大千和二哥在上海西门路西成立了“大风堂”并开始收徒，传道授艺，所有弟子们皆被称为“大风堂门人”。他们共同开创了大千画派，成为一个有别于长安、海上、京津等画派的中国画画派。30年代，徐悲鸿就称赞：“张大千，500年来第一人也。”面对如此赞誉，张大千谦虚地回应：“500年来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

但对自己的鉴定能力，张大千则毫不谦虚地自称“500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只要是名家真迹，张大千就不惜重金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真迹买来后，他就不断地钻研、临摹。结果是，张大千“贫无立锥之地”，收藏却“富可敌国”。1944年，成都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藏品从巨然、黄公望直到八大、石涛等，轰动一时。

这位鉴赏神手，还是一代伪古高手。张大千称自己是“石涛再生”，造假水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鉴别家、收藏家头疼不已。画家陈半丁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是他画的；他曾用假“石涛”换了石涛鉴定专家黄宾虹一幅真“石涛”；他伪梁楷的《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叶恭绰等鉴赏家；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因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可张大千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十之七八都是我画的。”

画家叶浅予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中最勤奋的，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过不止十遍。”书画鉴赏家、史论家傅申曾形象地说：“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

张大千作伪，非议不少，傅雷初访齐白石时就吃了闭门羹，谓其“江湖义气可慨可憎”。傅申则认为“张大千是血战古人，一关一关打过去，过关斩将，从石涛、八大一直打到董源去，后来到敦煌去。我认为他是跟古人竞争以后的一种表现，就是他要胜过古人，要胜过当时的权威鉴赏家，胜过博物馆里面的专家，所以最后其实对于他做的假画，他都是很公开地讲，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

我的画笔不会停

1937年，卢沟桥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大千几经辗转，隐居青城山。身逢乱世，张大千静心画画，笔耕不辍。他曾说：“现在打仗了，没人要我的画。可我若不画，等仗打完了，别人再要我的画时，我的功夫就毁了。”在女儿张心庆的记忆里，常常是一家人睡醒了起来，见爸爸还在那里奋笔作画。张大千一生大概创作了4万幅书画作品，是中国画家中作品最多的。他常说：“我视绘画如性命，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画到生命最后一息。”

1941年6月，张大千携家眷和门生去敦煌莫高窟取经。莫高窟里面阴冷狭窄，空气窒闷，他每天进去前很精神，出来时便已是蓬头垢面，而张大千一待就是3年，临摹了276幅壁画。据女儿张心庆回忆：“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除了临摹壁画，他还清理流沙，修路开道，登记编号了309洞石窟，是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道：“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

一生江海客

1952年起，张大千便侨居海外，随身带“一生江海客”与“别时容易”两枚闲章以自嘲。他在亚、欧、美举办了大量画展，蜚声国际，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他曾自称：“我就是靠手中的笔玩弄乾坤，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晚年，张大千视力越来越差，直至一只眼完全看不见了，他的画渐渐走向了泼墨泼彩的风格。1977年，在漂泊了近30年后，78岁的张大千归宿台湾。

1981年，82岁的张大千应友人之邀，决定绘制巨幅《庐山图》。他谢绝了一切应酬，常常是口含心脏药丸，拿着画笔，晕倒在画前。历时1年零7个月，他终于完成了这幅高1.8米、长10.8米的巨幅绢画。《庐山图》展出两个月后，1983年4月2日，久病卧床的张大千颤抖着双手，执意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当题写第十三册时，突然笔杆滑落，张大千颓然倒下，享年84岁。

张大千曾论画：“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一个神仙境界。”正是怀着对大自然深沉的爱，他才能画出参天的大树，正是有着开阔的心胸，他才能画得雄伟壮丽的山河。这位奔波在动荡苦难时代里的“江海客”，用手中挥毫的画笔，延续了中国文化的画脉……

注:摘自蕃茄畅听有声书《大师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