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展出“浮槎万里”：近三百件文物揭示古代陶瓷海上贸易

09-05

澎湃新闻综合报道

9月4日，“浮槎万里——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由国博深度挖掘馆藏资源自主策划、主办，在展出的294件（套）展品中，国博馆藏文物占比超过95%。其中不仅有“南海I号”、“华光礁I号”、“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等沉船出水瓷器，还包括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珍品，力求展示从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整体面貌和中国古代瓷器文化的对外影响。

展览现场

槎（chá）者，木船也。唐代韦应物诗曰：“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晓日浸东山。”

作为沟通中西的通道，“陆上丝绸之路”广为人知。但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也曾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由于中国陶瓷器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因此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早在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初步形成。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瓷器大量远销欧美地区，推动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华光礁I号”发掘现场

展览分为三个单元。通过展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沉船和贸易瓷器及其它相关文物，并结合国内外重要遗址、沉船的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向观众展示一个完整的陶瓷海上贸易链条。

展览现场

鲸波浩渺——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

自唐代起，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荣，航海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式。广州、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诸多国际性大港相继涌现。唐代中后期，陶瓷器开始作为大规模外销的商品。长沙窑、越窑、邢窑、巩义窑以及广东地区生产的早期外销陶瓷器，开启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辉煌历程。

在这一单元唐三彩盖罐、长沙窑青釉彩绘盘和青釉褐斑贴塑执壶颇为引人注目。

其中，长沙窑创烧于初唐，中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是唐代重要的青瓷窑址。其装饰手法丰富多样，以釉下彩绘和贴塑最具代表性，兼有印花、划花、镂雕等。纹饰题材常见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部分器物书写诗文。

长沙窑青釉彩绘盘，唐代，口径15.5，底径5.3，高4.1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长沙窑瓷器是中晚唐时期陶瓷海外贸易最主要的产品之一，1998年发现于印尼爪哇勿里洞海域的“黑石号”沉船，共出水文物67000余件，其中长沙窑瓷器占56500余件，以青釉釉下彩绘产品最具代表性。部分长沙窑瓷器的纹饰带有外来文化因素，如“椰枣纹”，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外国商人订烧的现象。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塑执壶，唐代，口径11.2，底径15，高21.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展览中一件长沙窑青釉褐斑贴塑执壶两侧各安一桥形系，系中间有条状凸起。肩部与流相对一侧置弓形柄。浅灰色胎，胎质较细。青釉泛黄，内壁口沿处施釉，外壁施釉不及底。流及两系下方各饰一处模印贴花椰枣纹，贴花处施褐斑。

唐三彩盖罐，唐代，口径10.5，底径11，高23.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比起长沙窑，色彩明丽的唐三彩更被熟知。展出中的一件唐三彩盖罐胎色白中泛红，局部施化妆土。肩和腹部最圆鼓处绘有大小相间的白色倒三角形，三角内以蓝、绿、赭彩点画，三角形外和盖面为绿地上绘蓝条带纹，赭色勾边，并以白色斑点装饰。几何纹、点彩纹和垂带状花纹交错其中，富有织物蜡染效果。器形饱满，色彩明丽。

而海外唐三彩的发现以日本最具代表性。与中国唐三彩大多出土于墓葬的情况不同，日本出土的唐三彩多出土于寺院、祭祀和衙署遗迹，如大安寺、安倍寺、坂田寺、城山遗迹、向台遗迹等，体现了在早期陶瓷海外贸易中，输入地对于这些产品使用功能和文化内涵的认知可能与输出地存在一定偏差。

巩义窑白釉蓝彩碗

帆樯如林——宋元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

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重心由陆地逐步转向海洋，以中国为核心的南海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海上贸易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南宋开始，经济中心逐步南移，以龙泉窑、景德镇窑、福建地区为核心的外销瓷产区工艺逐渐成熟，产量急剧增加，主导了这一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并涌现出一批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场，中国瓷器由此进入大规模外销的阶段。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位于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是我国首次独立开展的大型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是我国水下考古学建立的标志，于1993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组织相关发掘工作。沉船出水文物600余件，主要为河北磁州窑生产的碗、盘、罐、碟、盆等。根据沉船遗物特征判断，其时代为元代，是元代磁州窑在北方地区广泛行销的直接证据。

磁州窑白地褐彩龙凤纹大罐，元代，口径18.4，足径11.6，高28.7厘米，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出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展览中的磁州窑白地褐彩龙凤纹大罐，肩部绘一圈缠枝菊纹，罐身绘云龙纹，线条流畅苍劲，龙瞠目昂首，须发张扬，腹部密布鳞片，身体蜷曲盘绕，云纹呈漩涡状，朵朵叠压。器物胎体灰黄粗厚，下腹部有一道凸起明显的接胎痕，通体施化妆土，釉色白中微泛黄。

景德镇窑青花莲池鸳鸯纹图菱花口盘，元代，口径42.5，足径24.5，高6.9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展览中有一件口径42.5厘米的“景德镇窑青花莲池鸳鸯纹图菱花口盘”与众不同，一般口径超过35厘米的大盘在元以前几乎不见，原因之一是其烧成难度过高。其二是器物功能不符合汉地人民的生活传统。相似尺寸大盘见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其产生可能与元代中东地区来华订烧的行为有关。

龙泉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凤尾尊，元代，腹径21.5，高52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凤尾尊起源于宋末元初，元代中晚期至明代较为流行。元中晚期开始，凤尾尊器型高大，腹部多模印缠枝莲纹，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多用于插花和祭礼。同类器物见于国内港口遗址及韩国新安沉船。

展览中的一件龙泉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凤尾尊肩一周刻缠枝牡丹纹，腹部刻一圈仰莲纹。整体施翠青釉，釉层较厚，釉面光滑发色沉稳。采用分段烧造的工艺，颈部、腹部可见明显接胎痕迹。

瀛涯万里——明清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

随着全球航路的开辟以及早期全球化贸易体系的逐渐形成，中国瓷器的贸易网络开始向欧美地区延伸。以景德镇窑、德化窑等为代表的外销瓷器，风靡世界，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载体，对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方社会和文化间深层次的交流与互鉴，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展览现场

虽然受明初“海禁”政策影响，龙泉窑瓷器外销的数量和范围与元代相比有一定减少，但其在海外发现的明前期中国陶瓷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日本本岛和琉球地区出土了大量14世纪末以后生产的龙泉青瓷，我国西沙海域以及菲律宾、泰国、日本等地的沉船遗址皆发现明代龙泉窑青瓷。同时，福建、广东窑口的仿龙泉窑产品也进入了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这说明至少在明代前期，龙泉窑在陶瓷海外贸易中仍颇具规模。

龙泉窑青釉镂空瓶，明代，口径4.7，足径9.2，高29.7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展出中的“龙泉窑青釉镂空瓶”瓶口微侈，长颈，颈部上宽下窄如喇叭，圆腹，瓶口处饰蕉叶纹一周，腹部镂雕缠枝牡丹纹一周，圈足。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滋润，宛若青玉，釉色青翠怡人，赏心悦目。

景德镇窑青花冰梅纹罐，清康熙，口径12.6，足径17，高31.5厘米，“碗礁I号”沉船出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到了清代，冰梅纹是清康熙年间创烧和流行的陶瓷装饰纹样，多用于碗、瓶、罐等器物上。其以青花为地绘冰裂片纹，与白色梅花相映。

日本制五彩武士人物瓶，十七 - 十八世纪，口径20，底径14，高57.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日本产五彩瓷器受中国五彩瓷器影响颇深。日本因是道人葛质在《翻刻<陶渝>序》中记载:“其他诸窑,都仿效汉样,自青、白、黑、紫、五彩、青花,虽不能佳,莫不咸备。”五彩经中国传入日本，之后演变成装饰性较强的技法，具有华贵艳丽、独具一格的彩瓷风格。展出中的一件“日本制五彩武士人物瓶”主题纹饰是日本传统的武士图，武士或身着盔甲，或举扇骑马，或身佩日本刀，或手执器械，形象生动。辅助纹饰具有日本传统图案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