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元神秘面纱下的未解之谜

漳州军饷银元，一直是中国银元珍品，很多人都知道漳州军饷银元存世量极少，价值高，但很少有人知道漳州军饷银元的故事。

漳州军饷银元制作古朴拙巧，币面简洁。其大小、重量、成色等仿效了闽南地区流通的外贸番银的铸币样式，同时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书写及花押特色，充分体现了中外货币文化的交流融汇。一面刻漳州军饷四字横排，下有签押（具体字义不明）；另外一面刻足纹横排，下通行二字竖排。漳州军饷银元多戳记，PCGS、NGC标铸年份为1844年，以打制币定性。

制作方面似银饼，如以“漳”字区分，可分为两种版别：一种直径３７毫米，“漳州”的“漳”字中间作“申”状（如图１）；另一种径略大而薄（直径３９毫米），“漳”字中间作“曰”状（如图２）。两者的边饰也不同，“申”漳饷是锁壳纹（也称不断线）；“曰”漳饷是斜边纹（麻绳纹），前者重量为２６．７克，后者重量为２７．０克。无纪年、无纪重。军饷的花押因叠写难辨识，以致对它铸造年代及其他的考释有种种揣测附会，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枚“银元”到底来自哪里？成为了钱币收藏界一大迷雾，更是中国银元未解之谜。

同时，漳州军饷银元只局限在闽台一带使用，流通范围并不广，但它在近代银元发展过程中起到先导的作用，是我国货币铸造从传统的银两制向银元制过渡的有益尝试，在我国的货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关于漳州军饷银元的身份，长期以来有很多不同说法。漳州军饷银元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在漳州军饷的铸造时间和签押释文上了解一二。但是关于漳州军饷的铸造时间和签押释文，史学及钱币界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认为是郑成功进行抗清活动所铸，时间在南明永历三年至六年（1649—1652年），签押解释“国姓大木”和“朱成功”。

即认为漳州军饷银元为南明永历三年至六年（公元1649-1652年）铸造，主要用于郑成功进行抗清活动。

因为漳州军饷银元两面皆汉字、无图，直径3.9厘米，重7钱4分、即26克，实际不及此数。其背面上端镌“足纹”，下端镌“通行”；正面横书“漳州军饷”、下方草书签押经郭沫若考证为“朱成功”三字。

郭沫若并在1963年《历史研究》第一期撰文，发表了《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第二期又发表了《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来阐述自己有关漳州军饷银元的推论。

根据郭沫若的这一观点，福建自铸银币的历史应该距今300多年，是我国最早的地方自铸银币。

但是由于没有确凿史料，该花押为何人，在钱币学界争议颇大，因为这些推理既难以令人置信，又与我国铸造银元的历史不相符合

二、较多人则认为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建地方政府所铸，签押解释为“为无为”和“成功”。这个说法也是目前PCGS、NGC等评级公司广泛认可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据同治二年（1863年）香港第五版英文《中国通商手册》记载：“在靠近厦门的漳州，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试制银币，起初发行者重七钱四分，但很快即减轻15%，不久就完全退出流通。”

虽然这篇原文并未提及“漳州军饷”，但因其明确指出是在漳州制造，故钱币界采纳此说者颇多，耿爱德《中国货币论》、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亦倾向于此说。

不过由于缺乏官方文献记载，此种银饼的发行背景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认为是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年），曾国荃、左宗棠在漳州平定太平天国时所铸，签押解释为“曾签”“左签”。

这也是最初著录漳州军饷并且提到它的铸造年份的就提出的说法。1939年蒋仲川、王宋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该书说漳州军饷银元斜边纹的一种花押是曾字，是曾国荃在同治三年平定漳州地区的太平军后铸的。锁壳纹边的一种花押是左字，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四年克服漳州后所铸的。

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他本人也是军界中人，也许是根据军界中的传闻，并非杜撰。只因对两种花押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的整个说法使人怀疑，然而也没有人提出新的说法，因而在钱币学界很多书籍仍用“曾签字”“左签字”来代表那两种银元。

认为“曾签”“左签”即指的是曾国荃、左宗棠，的确，曾国荃、左宗棠两人有在漳州督军的史实，并且当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所以是有筹措军饷的很大可能，漳州军饷银元因此诞生并不无道理。

此外，还有铸于乾隆期间及1841年鸦片战争时期等其他几种说法。

漳州军饷铸造时间的确定，关系到谁是中国最早的自铸银元，因此破解漳州军饷铸造时间及花押之谜，一直是钱币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一个中国银元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