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物十志》中，中国文人对理想境界的多元描绘

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关于物的知识爆炸性增长，物的品类和功能被一再细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物被迅速地生产、更新、迭代，又迅速地被剩余、被抛弃、被遗忘。

早在先秦时期，庄子似乎就预知到了这一局面。为了避免这一悲剧，他选择了“物化”。这个“物化”不是把人异化为那些有功能的器物，而是寻找到一种可以共生、可以“同游于世界”的存在方式。

在庄子的笔下，他通过很多想象的事物来描述这种生存的可能性。鲲鹏之间是可以“化”的，它们不会拘泥于物的大小，它们的视野在“远而无所至极”的世界中。梦里的庄周同蝴蝶也是可以“化”的，因为在梦里已不能分辨彼此，“栩栩然蝴蝶也”。庖丁和他要解的牛亦是可以“化”的，因为他已不用眼睛和感官去认知牛，他的“神”同牛已相遇为一体。

在庄子这些讲述“物化”的寓言中，物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是相亲的。庄子对待物的态度，造就了其后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世说新语》中，简文帝入华林园，感慨“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里的“濠濮间想”是《庄子·秋水》中的著名典故：在林泉之中，人放下逻辑的争执，周遭的万物自然便同人相亲、相悦。由此，“濠濮间想”也就成为中国文人对理想境界的一种描述。

晋宋之间的陶渊明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个真正“亲物”的人。人们常说，隐士是“物外”的。其实，许多看似“物外”的人，可能是一个求取名利的“终南之徒”。真正的隐士是如陶渊明一般“亲物”的。他回归田园，表面上是为了逃离世俗尘网，事实上是为了过一种同世界、同他人相亲近的真正生活。

在朴陋的居室里静卧，凉风突然而至，陶渊明自觉为“羲皇上人”。这一刻，他同窗畔的清风相亲；饮酒时，他不顾旁人，取下自己的头巾漉酒，漉毕重新戴上。这一刻，他同自己的衣衫相亲。

在一个微雨的孟夏下午，他同友人小酌后在小园中欢欣地采摘蔬菜。俯仰间，他同自己的口腹相亲。在一个夕阳很美的傍晚，他在东墙的篱笆下采到一把小菊。转头间，他同南山的飞鸟相亲。

正由于陶渊明同这个世界如此地亲近，当他策着拄杖在流水边沉思时，那清真淡远的诗藻便不觉地流淌出来。

比起陶渊明的自然惬适，中唐诗人白居易的一生，似乎并没有真正远离过官宦浮沉的枷锁。但深谙庄子智慧的他，以一种清醒和反思的头脑，借助身边的物来从名利和物质的禁锢中逃离出来，并在这种反思之中同物相亲。

“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 在偶然闲下来的时候，白居易有诸多的“物好”。他的爱好不是那种狂热的物癖，而是荡涤掉面对物的尘俗之气和功利之心之后，同物之间的一种相亲。

白居易的“中隐”，是一种在物之中的“真隐”。

他爱琴，常常在月亮初升、众鸟归栖的夜晚弹琴。心境的空闲，正是弹琴的佳时。在白居易看来，琴音是清冷的、恬淡的，一切热闹和躁动都随之荡去，只留下心湖中的一片深静。

他爱茶，在山岚之间漫步，一会儿吟两首小诗，一会儿饮一盏清茶。这一天，便是他生命里最“适”的时候。这琴茶之中的味道，并不是在于器物的贵重、技艺的高明。他们的主人，也无需要做一位梳理人群的“高人”。在祛除世俗之眼、邂逅幽闲之心的此刻，他同物之间便是有情的，是欣欣相适的。

白居易曾在庐山脚下建造一处草堂，草堂中有素屏风、蟠木几、朱藤杖。他说：素屏因没有名家的笔墨和贵重的装饰，才与素朴的草堂相宜；蟠木因不是那种功能性很强的材料，才同我这个病夫相伴。虽然这些物和我自己看起来都不“完美”，但“完美”往往是为了迎合他者的规度。在草堂中，物和诗人一样，葆有自身的真性。

与物为友，不只是给寂寞的生命寻找一位足可慰藉的伴侣。更重要的是，这种“亲物”的态度重新定义了文人自身。

苏东坡对砚台的铭写，显示出他对士人之性的理解。他在一则砚铭中说：“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砚的特点是“主德”“全形”，不因为外界的需求就轻易改变自己的质性。即使作为可用之“砚”，也依然保留着天成的面貌。

对于岁月流逝，历代文人也有着各自的思考。在《论语》中，子路形容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王羲之“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在俯仰宇宙之中忘记了衰老。

对于历经“乌台诗案”的磨难、被贬黄州的苏东坡而言，他是在“种蔬接果”中聊以忘老的。在东坡之上，他每日幽赏野花，拄杖散步，隐几昼暝，耘耔躬耕。在与物亲近的每个瞬间，似乎都能体察到生命的平淡而绵长。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始真切地理解陶渊明人格世界的光芒，写下了一首《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苏东坡感言：“吾老矣，寄余龄。”在“亲物”的生涯里，无需去伤感衰老，因为已获得了一个足以寄予生命的自足世界。

透过庄子、陶渊明和白居易、苏轼，通过他们的哲思和经历，我们可以真切了解到：中国的文化不只是“亲亲”的，也是“亲物”的；不只是“生生”的，也是“生世界”的。在这个世界里，人得意于物，万物也会自来亲人。

（作者：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研究员 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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